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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最后一个人——温斯顿

《1984》

《1984》

 

提到《1984》这本书,你会想起什么?“不管喜不喜欢,我现在正置身于这『1Q84年』。我所熟知的1984年已经消失无踪不存在了。”这句话出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1Q84》,村上春树说这是对乔治·奥威尔的致敬。作家如此,读者亦然。打开豆瓣,最热门的前十条书评,除了一条是探讨翻译的问题外,其他九条都是涉及到政治。内容无外乎是对极权主义的控诉,或者对乌托邦的冷蔑嘲笑,甚而至于投射到现实,映射出红色中国和现代美国。

或许这些都对,但我总是心有怀疑。如果仅仅是为了政治,文学何以成为永恒?乔治·奥威尔在其名文《我为何写作》中提到,作家写作的动机有四种:纯粹的个人主义、美学热情、历史冲动和政治目的。对于《1984》,他说:“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显然,在写作时,奥威尔蕴含着强烈的政治目的。然而即便在作者有意识地抒写政治之下,作为一个作家的奥威尔必然也在用其无意识建构着文学的人性。

在《1984》中,奥威尔构建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在这里,整个世界由三大国统治,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他们总是彼此交战,通过对他国的仇恨来控制自己国家的人民。在大洋国,所有人可以分为三个阶层:内党党员,外党党员以及群众。大洋国被“英社”也就是党所统治,党的领袖被称为“老大哥”,政府的全部职能分工到了四个部:真理部、和平部、仁爱部、富足部。这里充斥着电屏、“新话”、仇恨会、思想警察、偶像崇拜和党对身体的控制——全面的禁欲。

这是一个可怕的世界,除了头颅之内的几立方厘米,一切都不属于你自己。因为“老大哥在看着你”。无处不在的电屏不仅滔滔不绝地播报关于俘虏、战利品和屠杀的消息,而且也在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同样无处不在的思想警察则监察着人们的思想,党对思想设置了一个罪名——思想罪,“思想罪并不导致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P31)”。除了外在的监视以外,党还通过“新话”和双重思想来控制人们的行为。在书的最后,奥威尔写了一篇附录,详细地说明了“新话”的原则。简单说,人们无法用“新话”说出任何与“英社”的意识形态相违背的话。同时双重思想则彻底泯灭了真实的存在,“任何事情只要在大脑里发生,就真的发生了(P210)”。

所有这些极权式的控制都是针对党员而言的,对于群众,党完全不在意。下层群众狂热、残酷且冷漠,他们一面对“老大哥”表现出狂热的崇拜,一面又对仇恨会中的“戈斯坦因”表现出极大的愤怒。“戈斯坦因”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重要,他只是党所塑造的一个仇恨对象而已。整个国家的人民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之中,而党用战争和街头演讲来消耗群众的过剩精力。群众被允许做很多事情,但他们缺乏同情心,足够残酷,甚至残忍。党领导下的文明,建立在仇恨上。在这样的世界里,除了恐惧、愤怒、狂喜和自贬,没有别的情感。党会摧毁一切情感。

男主角温斯顿·史密斯身处大洋国,在大洋国的真理部工作。真理部,按照双重思想可以称为谎言部,温斯顿的工作便是篡改历史。在真理部的大楼上赫然矗立着党的三条标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显然,这是谎言。党的谎言让与党的意识形态不符合的事物消失,一切退色成一个影子世界,到最后,连年份也变得不确定了。1984年究竟是不是1984年,除了依靠主角自己模糊的记忆外,没有任何依据。过去不仅被篡改,而且被持续篡改着。

温斯顿明白党的真相,他不愿意当“人体录音”。虽然是外党党员,但他的思想不属于党的正统,而所谓党的正统意味着不去想,正统就是无意识。来自童年的模糊印象让他产生怀疑的意识,这种怀疑让他的内心备受煎熬,与此同时怀疑也使他陷入无边的孤独中。他可能是独一无二地有这种信念,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他就是个疯子。

疯子温斯顿没有想好怎么做,直到他遇到了同事茱莉娅和内党党员奥布兰,与他们的接触给了温斯顿勇气,或许他们可以帮他缓解这份孤独。然而,正是这份孤独感让他有机会勇敢,却也让他最终走向失败。

受到无形激励的温斯顿·史密斯决心反抗,反抗的形式是写日记。“他是个孤独的幽灵,正在讲述一个谁也不会听的真理,然而只要他说出来,那种连贯性就以某种不明显的方式保持下来。不是通过让别人听到你的话,而是通过保持清醒,将人性传统延续起来(P30)”温斯顿决心以人性来反抗党性,他把日记作为武器,在上面连续写了多行“打倒老大哥”。

他决定“打倒老大哥”,他首先把希望放在了群众身上。温斯顿相信,如果有希望,那么它就在群众身上。生活中的最大部分,都是中性的和非政治性的。对群众来说,不需要很强的政治感,需要他们拥有的,只是一种初级的爱国主义感情,用得上时,可以随时唤起他们的这种感情。(P60)可惜的是,在群众身上,存在一个永恒的悖论——除非他们觉醒,否则永远不会反抗;但除非他们觉醒,否则永远不会反抗。

群众由于缺乏总体上的概念,他们只会专注于一些细枝末节的不如意之事,从来看不到还有更大的罪恶。显然,温斯顿反抗的是他所描述的更大的罪恶,但这在群众身上毫无希望。就在温斯顿对群众开始绝望的时候,他曾想到自杀,因为自杀表明自己是作为一个具有人性的人而死亡的,而非是作为党的一个工具。但他最终放弃了,因为他找到了新的反抗方式——恋爱。

恋爱的对象就是一开始他遇到的同事——茱莉娅。温斯顿跟茱莉娅的恋情是被党所禁止的,茱莉娅甚至还是青少年反性同盟的成员。而温斯顿把与茱莉娅的恋爱,和她发生性关系视为政治行为,当作对党的反对。党用种种集会、操练、战争、仇恨会和政治街头演讲来转移性发泄。但在温斯顿和茱莉娅的放纵之中,党的统治根基会被逐渐摧毁。

在此之后,温斯顿加入了奥布兰引荐的戈斯坦因地下党组织,他不再是仅仅写写日记、谈谈恋爱了,而是投身到革命的实践之中。在与奥布兰的谈话中他愈发坚信保持人性是值得的,即使那不能带来任何结果,但那已经击败了党。他们的这种反抗毫无希望,他们除了尘土之外,什么也不会留下。

可惜,这种颇有些悲壮意味的反抗不过是一个巧妙设计的陷阱。奥布兰是内党党员,同时他也是思想警察。从与温斯顿接触的第一个眼神开始,欺骗就已发生。温斯顿以为奥布兰是和他一样的战士,奥布兰却把这当作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温斯顿无法抗拒奥布兰的魅力,他是敌是友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是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人,这种交谈是茱莉娅无法给他的。也许和被人爱比起来,温斯顿更想要的是被理解。

奥布兰逮捕了温斯顿和茱莉娅,把他们两个分离,对他们进行酷刑拷打,并对他们进行“治疗”,也就是试图把他们的异端思想转变成党所要求的正统。最终他们互相背叛,在思想变得“纯洁”之后,被党铲除。在监狱里,奥布兰和温斯顿展开了对话。奥布兰告诉温斯顿:“如果你是人的话,那么你就是最后一个人。”

奥布兰接着告诉温斯顿:“每时每刻,始终有对胜利的兴奋和践踏一个无力抵抗之人时的激动之情。你如果愿意想象一下未来是什么样,就设想一下皮靴践踏在一张人脸上的感觉吧——那会是永永远远的。”温斯顿发现,不仅群众是残忍的,党也是残忍的。

问题是,党究竟为何要如此做?乔治·奥威尔借内党党员奥布兰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党要掌权,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我们对他人的幸福不感兴趣,只对权力感兴趣。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P199)”

每个人心中都有对他人的控制欲望,对权力的渴求。这是党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为此不惜诱导别人犯罪,以便自己利用权力进行施虐。在政治学的解释中,权力的魅力在于对资源分配的优先权,但奥威尔发现:权力带来的施虐感或许才是它真正的魅力所在。一个人怎样对另一个人实施权力?通过让他受折磨。

这让人想起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事实上,尼采所说的权力不仅指世俗权力,更重要的是指精神权力,即在精神上压倒、征服别人,从而取得控制、支配、统治别人的权力。权力意志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正是人性中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造就了党和它的统治。《1984》也因此不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是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国家的批判,相反它是世界性的,因为人性并不因国家而有所改变。

人性中对权力渴求的一方面构建出整个党的统治,党的所有统治手段都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同时人性中无法忍受孤独感的一面则让温斯顿选择反抗。温斯顿这个“孤独的幽灵”亲自为自己的失败打好每一处伏笔,从最开始渴望与奥布兰的接触,到与茱莉娅的恋情而放弃了自杀,直到最后的酷刑,他从未敢于直面孤独。

温斯顿始终相信,他坚守的人性可以帮助他摆脱孤独,但在党的统治下,除了用权力来驱散孤独以外,再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消除这种孤独感。在监狱中,温斯顿不放弃“用人性反抗党”,但奥布兰说:“人性就是党。”隐藏在温斯顿身上最大的人性秘密是孤独,而孤独只有通过权力才能缓解,因而人性就是党。如果温斯顿最终被“治愈”,那么奥布兰的话的确是正确无疑。

奥威尔在1948年完成这本书的时候,冷战已经开始,他自己也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因而对社会主义,共产党有所了解。他把写成这本书的年份的最后两个数字颠倒一下,书名便成了《1984》,从名字看,带有预言的味道。虽然奥威尔的政治预言失败了,但人性寓言没有失败。

事实上,正如现实中的种种一样,由于人性中普遍的恶,《1984》中的世界正部分地得以实现。同样的,正是因为我们还有同情心和人性中那些美好的地方,我们不至完全陷入《1984》中的世界。奥威尔提醒我们,对周围的一切都要保持一种理性的自由。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屏、“新话”和双重思想。倘若我们对周遭司空见惯的事物进行理性的审视和逼问,一定会发现类似《1984》的可怕世界。

抛开这本书的思想内容,单从小说的艺术形式来看,《1984》真的是一部杰作吗?故事的结构是如此简单,毫无亮点。卡夫卡开创的现代主义文学似乎对奥威尔毫无影响,他依然按照传统小说的写法铺垫、叙述、高潮、结局,理性的色彩极为浓厚,中规中矩的传统小说。但是正如大洋国的“新话”一样,奥威尔对语言的叙述极为精通,即便是翻译的文字,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冷峻和深刻依然令人沉迷。

而最为人所称道的则是主角人物形象的塑造,最后的人——温斯顿·史密斯是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在他的身上,有人性的生长和毁灭的整个过程。一个人之所以还保有人性,是因为他还有秘密。在被党逮捕前,温斯顿最大的秘密是对党思想的反抗,他谨小慎微地反抗着党,用他所能使用的任何方式。在奥布兰把他逮捕之后,他坚守的秘密则是对茱莉娅的爱,但当他喊出:“别咬我!咬茱莉娅!”时,人性最后的坚守也已沦陷。

温斯顿所期望的一切反抗都在他背叛了茱莉娅之后消逝了,失去了秘密的人,也就丧失了人性的基石,党取得了胜利。于是那颗期待已久的子弹射进了他的大脑。而温斯顿终于成为了正统,他赢得了跟自己的战争,他热爱老大哥……温斯顿·史密斯作为最后的人的悲剧,在乔治·奥威尔的笔下散发出崇高的气息来。

在写《1984》之前的十年里,奥威尔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在经历了《向加泰罗尼亚》的幼稚,《动物庄园》的成熟之后,终于写出了集大成之作《1984》。政治目的与美学理想渐趋于融合,小说的技艺随之成熟。我们无从知道这其间的痛苦,但奥威尔自叙:“我发现当你已经完美地形成任何一种写作风格时,你总是已经超越了这种风格。”毕竟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而写作,人和人性永远是文学的第一命题。

 (作者 白林丰)

责任编辑:白林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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